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6月底，除环境保护部属8家机构完成脱钩外，全国已有286家省、市级环科院所完成脱钩，剩余64家还未完成脱钩。
美国环保局是美国环境信息的主管部门，将数据和信息的收集、使用以及传播作为自身任务之一。CDX基于互联网传输，采用最新的信息技术与工具构建，以提升电子数据交换的安全。
另外，通过对环保大数据进行分析，能够揭示数据之间的关联，发现现象背后的规律，提高生态环境治理的精准性和有效性。美国环保局对包括企业、污水处理厂、民用设施，甚至采矿作业等享有排污权的设施进行登记，通过赋予唯一设施标识码形成排污设施登记数据库，使得不同业务系统的数据之间关系得以明确，并能够实现跨业务系统和跨库检索。另外，除联邦环保局外，区域办公室及各州环保部门中均设有环境信息办公室或信息专人，负责各部门的有关环境信息工作，包括信息收集、上传、维护、发布等。三是数据来源有局限，环境信息在线监控覆盖范围不全，瞒报、谎报处罚制度不严，环保部门无法掌握准确信息。当前，我国要大力发展环境大数据，还面临诸多挑战。
对中国的启示当前，我国要大力发展环境大数据，还面临诸多挑战。各州环保局之间的数据都是共享的，所以各州也都可以知道其他州的污染物排放或有害物质存储、生产和使用的信息，这些数据最后也可以被公众获得。第四点法国作为主席国的外交技巧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秘书处的支持至关重要。
曾经被视为威胁经济发展的诸多因素，现在都变成了新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从数据上来说，中美两个排放量排名数一数二的国家理应如此，但从政治上来说，也是如此。同时，这样的经济体还能将全球平均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未来五年对于中国来说，是将《巴黎协定》落实的关键之年。
总结一下，我觉得他们发挥了这些作用第四点法国作为主席国的外交技巧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秘书处的支持至关重要。
作为UNFCCC的执行秘书长，克里斯蒂安娜-菲格雷斯（ChristianaFigueres）带来了希望和决心。它在气候变化上所作出的外交努力，无论是与美国等大国，还是通过南南合作平台与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对于《巴黎协定》的达成十分重要。总结一下，我觉得他们发挥了这些作用。关于去年年底签订的《巴黎协定》，JenniferMorgan有这些总结和思考。
我此前所在的世界资源研究所（WRI）就是这些智库之一，我们当时组织了类似的活动，清华大学还曾参与。7月15日，国际知名气候变化政策专家、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全球总干事JenniferMorgan应邀在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进行演讲，大嘴君有幸旁听。得益于诸如德国和中国这样国家的政策的驱动，可再生能源的价格有了大幅下降。中国在巴黎气候谈判大会期间发挥了领导作用，我期望它能继续保持下去。
让国家的长远政策能够及时有效的影响到投资界，这一点至关重要。它们共同创建了一个清晰透明的谈判机制，但同时又将紧要的议题置于首位。
这是我第一次以绿色和平全球总干事的身份来到中国。这些努力如果能够实现，将注定成为中国为国际社会创造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新起点。
现在，中国的煤电投资存在过剩之势，中国能将这些投资过剩的燃煤电厂包括将要修建的和已经开始修建但没有完成的及时停止吗？这将决定中国是否能够将目前的政策与巴黎确定的长期目标保持一致，同时也将会向全球传递一个信号，即《巴黎协定》后中国国内的政策将不同，同时中国是严肃对待《巴黎协定》的。不同领域包括土地利用、森林、城市、科研等需要找可持续的路径十分紧迫和必要。同时，这样的经济体还能将全球平均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美国有《清洁能源计划》、德国有逐渐停止使用煤炭的计划、中国有十三五能源规划，这些国内政策都在积极的降低对煤炭的消费量。这份协定某种程度上催生了一个国际合作新时期的开始，而这个世界的发展进程已因此发生改变。在某种程度上，它指出需要更多的科学证据、需要更紧迫的行动以及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议题上仍然存在很大的认识缺口。
《巴黎协定》的挑战从国际治理的角度来说，《巴黎协定》的成功树立了新的典范。此外，对于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对基础设施的影响和对农业的影响，人们现在已有了比以往更深刻的认识，这也促进了实体经济向低碳经济的转型。
巴黎气候谈判大会的氛围也是最后促成各方达成谈判的因素之一。同时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减少了对煤炭的消费。
在巴黎气候谈判过程中，有一些智库联合起来，它们发挥着咨询不同利益方并最终起草了能够让各方都接受的协定草案文本。对于《巴黎协定》的成功，中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最后，一些国家的环保组织鼓励人们参与到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中。在座的各位都明白气候变化的严峻性，我们每天都能看到不同的数据和研究论文一遍遍地向我们重复着气候变化的存在和加剧。那么，下一步呢？就像我一开始说的，《巴黎协定》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以我来自的国家美国为例，从2009年到现在，它从一个几乎没有针对气候变化的政策的国家，到现在已经有了全国范围内具有约束力的《气候行动计划》，并且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尽可能地从各个领域来推动对气候变化的相关政策，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上。
2014年9月，美国纽约举行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气候游行，这次游行传递给不同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一个很重要的信号，那就是人们确实在意气候变化问题。此外，在解决减缓议题上的最好办法就是将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
在印度和一些小岛国，在没有电力的地方，越来越多的人们正在开始使用分布式太阳能来照亮生活。它既立足于一个国家的政策和环境又需要平衡来自国际的约束，同时又将所有参与国纳入到一个既定的目标。
我想，每个国家都需要其他国家来作为外力推动本国政策的转变，尽管这本身有一定风险。首先，通过充分的协商最终达成各方满意的协议。
毋庸置疑，美国还需要做出更多努力，但是美国的行动意味着其他国家再不能把美国的不作为当作自己的挡箭牌了。第五点公民社会组织的努力也是巴黎气候谈判能够取得成功的因素之一，这里我所说的公民社会组织包括致力于提高公众意识的组织、商业组织以及智库等。尽管我们尚未看到《巴黎协定》发挥作用，但《巴黎协定》仍然是一个转折点，它究竟成功在哪里？我总结了五点因素：第一点在实体经济上，向低碳经济的转型正在切实地以更具有经济性的方式发生。从2009年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到2015年底的巴黎气候谈判大会，上述因素导致了两次大会的结果有很大不同。
《巴黎协定》为什么会成功？《巴黎协定》是多边主义和气候行动的成功开始。但是，问题的解决仍然山高水险。
最后，做出这些重要的国家政策决定和为国际社会提供新的理念，是我观察到的中国自去年以来一直在做的努力。其次，有一些商业组织联合起来鼓励其所在的政府提交力度更高的国家自主贡献（INDCs）。
前不久，我搭乘绿色和平的船前往北极，亲眼目睹巨大冰川的融化。同时，在巴黎气候谈判大会的现场，我们都目睹了由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小岛国所组成的气候脆弱国家论坛（ClimateVulnerableForum）所作的共同努力，它们最终推动了其他大国做出了超出计划的承诺。